杨小彦

邓箭今的油画作品中有一个基本的母题，那就是画家自己。画家让自己出现在各种场合，同时作着各种不同的反应，有怪异表情的，有悬浮动作的，有莫名姿势的，有与人对峙的，也有置身于人海中而显然与众无关的；或在拉扯着胶手套，或在品评着鲜花，或麻木地与所有人一起张嘴结舌地笑，或盯着观众却让人觉得盯着观众纯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要交流。只有一张画作者明显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抗拒：面对一支侵犯性过强的手电筒发出呼叫。我以为这张画很有些点题的作用，一下子把邓箭今的意图给揭示了出来：他一直在无奈地面对着自我与非我，或者说他一直生活在自我与非我之间那一片梦一样的空间中，仿佛做戏似的，一方面回答着自我所提出的可能是难堪的私密性问题，一方面又不停地面对非我严厉的责难，由此而透视出个人领地的不完整，透视出人性中共有的渴望窥视与害怕窥视的矛盾心理。从这一层面上讲，邓箭今的作品明显区别于新生代的无聊与泼皮，他的画是一种心理幻象的结果，是存在于个人梦境深处的图像，是在个人独处时，在昏黄灯光下和大量啤酒的充盈中所浮现的情境，是一种无声的抗拒，抗拒陌生却不幸又最终导致了陌生与隔离。

我与邓箭今相识多年，几乎是看着他的艺术从摸索和试探中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这其中既有技术与风格的因素，更有画家个人对问题深化的因素。我想，他的成绩首先倒的确归因于他的坚持，在广州这样一种气氛中坚持自己绘画领地的完整与不可侵犯。由此可见，邓箭今一直都在两块领地——梦中的领地与现实的领地中不懈努力。两个领地都不可缺少，都对作品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面对着自我与非我的纠缠，邓箭今努力在作出他最恰当的回应。

以下是与画家的对话。

[对话从一张具体的画开始]

杨：这张画有一种颜色分离的效果，与原来的不一样，造型上是硬边的。

[画面是两个悬浮的人，戴眼镜的人显然是画家自己]

邓：我下面几张都会照这个路子画下去。至于轮廓，我一向画得比较硬，那样会有力些。

杨；你把自己摆进画面，是因为你对自己比对别人有兴趣么？

邓：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我不是在画自画像，我不是对自己的形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只是想寻找一个支点，好让我观察。我自己就是一个支点，我在看你，实际上也反映出你在看我。

杨：你的意思说，把自己摆进去，只是确认了一个视角。

邓：自画像象是在自言自语。自画像只关心自己。我并不仅仅关心自己，我关心的是我如何看别人和别人如何看我。我画的是一种近乎梦幻般的反应，个人对外界的反应，个人如何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又如何返归群体。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幸好我只是个画家，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却可以表现由这问题所引致的情绪变化。

杨：显然这是有难度的，因为不是在琢磨自己的长相特征，而是判断一种关系。

邓：我觉得我有点像孤独的观察者，有点自言自语，但并不太自恋……

杨：有一种心理的真实空间，有一个心理的深度？

     邓：我更喜欢说是梦，梦境，漂浮的梦境。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中做梦，核心的主题则是侵犯与被侵犯、窥视与被窥视、陌生与不陌生，等等……

杨：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邓：也是一个视觉问题。我觉得把自己摆进画面中很难，尤其是持续了这么多年。我画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是想提供一个模式，暴露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上的隐私，或者是一种假想的隐私？

杨：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一种假想的隐私。但这和个人表现有什么不同？

邓：我不想那么狭隘，只关心个人的表现，个人在不停地唠唠叨叨。画我自己，只是一个方便的选择。我选择了自己，然后就画到画布上，而且越画越明确。

杨：这个方便怎么解释？就近方便的方便还是迫不得已的方便？

邓：不见得是就近，有点迫不得已。因为只有个人的体验、经历才是最令我信任的内在动力，自己对过去的事情有一种执迷和追述，后来发现这种执迷和追述有某种普遍性，可以做为一个问题来处理，可以演变成视觉上的表达。

杨：表达一种对个人领地侵犯的非议？还是一种由窥视产生的恐惧，恐惧自己时时也在被窥视？

邓：恐惧说得有点过份，但维护个人领地的完整的确是一项艰巨的、甚至是难以完成的使命，从中导致了一种严肃和健康的正剧。我的画是健康的，与新生代的泼皮、无聊有相当距离。我觉得我不无聊，也缺少泼皮的精神。

杨：这个健康的意思是：你有严肃的问题需要探求，你是在一个心理的层面上，也即个人对群体的敏感反应这一点上揭示生存的涵义。几乎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与人相处、与自我相处的困境。我们真的都不是那么坦然地活着的，焦虑是从不知不觉的日常交往中产生的，然后每天扩大，以至于掩盖掉个人全部有价值的生命。

邓：所以我画自己仅仅是一种选择。

杨：不是个人表现，或者说个人发泄？

邓：不是那样的。我选择自己，不断地把“我”这个母题持续下去，就这么简单。你知道，持续这么多年画一个自己太过熟悉的“母题”，这不容易。

杨：你对画别的形象有没有兴趣？

邓：很熟才会有兴趣。我更喜欢瞎编，编一些半陌生不陌生的形象，安放到画面上。

杨：你画你夫人，还有你的学生……

邓：是让她们来做模特，并不是在画他们。我心中始终有别的一些符号。我还是在编形象。

杨：你大概是在90年以后才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的形象上的。90年以前呢？

邓：主要做陶艺。这是我的专业，做了很多，都是粗陶烧制。当时想追求一种原始感。

杨：那时也画画么？

邓：也画，不过不值得一看，画的都是些85新潮之类的东西，浮躁，自我膨胀。

杨：这有一个过程。我反倒觉得你不容易，不是油画科班出身，却能在油画方面有这样一种突破，我看还是坚持的结果。有相当一段时间你其实是颇寂寞的。

邓：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想弄出点东西来。还是刚刚那个说法，太浮了，不耐看。

杨：我觉得应该历史地看这问题。那时刚打开门窗看世界，阳光炫耀得人眼都睁不开，以后习惯了，才看清些外面的世界。我总觉得对历史是没有什么好苛求、好过多指责的。还是回到你的画上。你逐渐把自己摆进去，甚至站在陌生的地方观看自己……

邓：我觉得观看这个词用得好。我想我是一个旁观者，有时甚至不免为自己的观察而得意，但更多的倒是紧张。我的画面总是有一种无奈的紧张……

杨：又回到漂浮的梦境上去了。沉重的漂浮。如果我给你的画定位的话，我想你表达的可能是一种存在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悬浮的幻想，也有点像佛洛依德早期所说的那个“潜意识”。注意，不是“无意识”，也不是“意识”，而是这两者间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瞬间的恍惚。

邓：我要补充一点，我的画有一种连续性，我觉得我是逐步进入角色的，逐步把自己摆在一个窥视与被窥视的位置上，这个位置的状态可能有点像你所说的那个“潜意识”，一种瞬间的恍惚，不过我真的没听过这个词……我一直都在画自己，但我很怕变成自画像，我不想别人问我：你老画自己干嘛。我不得不一再地说，我不是画自己，我是画一种关系。

杨：你能解释一下你画面中的那种紧张的悬浮感么？

邓：我想那是一种心理的特别状态，一种强烈的对刺激的反应。其实我不仅画悬浮，我还画无目的迅跑，画很多很多人拥挤在一起，被一种莫名的利益所导引……

杨：我还想问别的问题。

邓：可以。

杨：在广州，能像你这样坚持这么多年画自已风格的画的人可能已经不多了，因为这将面临两方面的攻击，一是经济的满足，二是成名的欲望。由于广州的氛围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以画名而立于国内的尚不多见。内地画家被曝光的倒不少。你觉得这其中的问题在那里？

邓：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难回答。可能是有点封闭吧。另外就是持续性不够，坚持得不够。有些问题其实就是坚持。

杨：你觉得你在广州美院的位置如何？

邓：还行。关键是人们都认为我这个人在不停地画画，所以对我很放心。我也觉得没什么压力。关键是不要去妒嫉人家如何挣钱。反正人各有各的活法，我只能对自己负责。我唯有画画。

杨：这是性格所致。

邓：是的。

杨：我觉得一种个性化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一个群体中生效，全在乎其中所蕴含着的问题是否具有涵盖性。为什么有的人表达出来的概念苍白无力，而有的人则富有扩张力呢？我看就在于其中所包容的问题的大与小了，或者说是文化深度吧，这样更好理解些。

邓：我想正因为在母题中潜藏着有深度的与群体有关系的问题，才能使极端个性化的艺术有一个广阔的前景。

杨：不少画家画了一辈子，却不知道要画什么，这是顶可悲的。没有一个文化的归结点，没有问题是不能使画家的个性变得对别人也有价值的。如果仅仅在自言自语，与我有什么相关？但你居然在说自己的话的同时，也反映了我潜在的困境，表达了我的期待，我能不关心、不紧张么？特别是一旦我们跨越了风格化的屏障，我们就能在作为文本的艺术作品中汇合了。我接受了你的话语系统，我被你话语中的力量所打动，我成了你的对象。

邓：我明白你的意思。

杨：我一直都反对流行于广州美术界的所谓“自娱理论”，画画是我的事，自己开心就行了。

邓：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摆展览？去发表？

杨：你知道，开心的方式有很多，仅仅为自己开心，这并不难。但艺术总归要去影响一个层面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唠唠叨叨。依我看自娱理论则更像是托辞，好掩盖艺术上的苍白、贫弱与无能。我看你一开始就希望在你所选择的母题中确定一个话语系统，在你的文本中寻找一种明确的风格通道，从而达到高层次的沟通。

邓：自娱是一种逃循，自恋不免卑微。艺术的前提是自立。我的想法是：寻找一种自由的漂浮状态，在自己的经历中取得一种动力，把自己做为一个出发点，从而完成一种风格的塑造。

杨：这是一个简单的概括。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