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这一艺术形式，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在20世纪初中叶发生的一系列的美术运动中，中国画面临中西文化碰撞大潮的冲刷，“中国画”这一用词亦于20年代萌生，以区别于各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徐悲鸿等人引进的外国现实主义与古典形态的写实风格，使中国画在意象美学的基础上往写实美学方面演进，进而亦使现实主义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画的主流。但对于活跃在当今画坛的艺术家群体来说，80年代国门再次打开后引发的第二次冲击“85美术思潮”，则更为直接和深刻地对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对画家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在“85美术思潮”之中及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水墨画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可以折射出中国画在当代20年来的一个演变过程。在诸多的个案之中，画家何枫是一个比较具有典型性但又不失其独立性的例子。

读何枫的水墨人物作品，很难不被其中那种女性化的温和气质所深深打动。不同于工笔人物画表现的那种纤毫毕现的精巧之美，何枫大多以简约的轮廓与随意的笔墨来塑造她笔下那些安详纯真的年轻女性。在她的作品中，并没有多少学院教育带来的传统绘画样式痕迹——构图均是十分饱满且随意，块面笔触的大量运用将线条巧妙地隐藏其中；但是细看笔墨之间的渲染和画面肌理效应的安排，又隐隐可以看出作者有着良好的驾驭绘画材质和笔墨语言的能力。无论是《仲夏》里面低头浅思的花裙少女，还是《伙伴》系列里面抱猫凝视的短发女孩，她们都有着单纯的眼神和安详的面孔，以一个恬静安稳的姿势沉醉于一个静谧的世界之中，通过抽离人们对真实世界中某一情景的瞬间感受，从而产生形而上的情感升华，非常自然地使观者产生了意境的共鸣感。那种感觉是似曾相识的，可以是久远前某个夏日邻家女孩的一个青涩的笑容，也可以是某个雨天站在门口等候的一个温柔的身影，一切一切犹如昨日重现，与你的生活也许没有重叠的“面”，但是一定有一个相交的让你感动的“点”。这样的审美趣味，在当代的艺术家中算是较为独特的路线。因为作为相对能更直接表现作者创作意图的艺术形式，人物画在当代受到的冲击和演变是比较大的。符号化、面具化、夸张化手法的运用比比皆是，特别是在“当代艺术”的领域这一倾向更为明显。新的理念固然带来了视觉上的革命，但是本来应该基于画家个人审美观来进行塑造的人物形象，却难免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属性甚至意识形态的信息。在这方面，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评论谁对谁错，当代水墨画的多元格局本来就是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衍生而出。但是何枫很理智地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路来走，她的作品恰好以现代化的笔墨介入了对自我审美和大众审美的调和。在看过太多的光怪陆离，太多的性感妖娆之后，低调的宁静平和之美相对来说反而更为引人注目，更能对已经产生审美疲劳的观者产生感染力。

从时间轴的角度来看，何枫作品中的表现手法演变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年龄阶段的艺术家在艺术形式探索上的一些特点。1989年，刚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何枫即以国画《风声》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时，并获广东省美展优秀作品奖。《风声》这一作品在画面表现的主体上并没有出现何枫一向擅长的人物形象，也没有使用线面结合的表现形式，而是用严谨的工笔手法勾勒渲染出一个静谧的画面：在繁茂的树篱之前，一件连衣裙随风微微飘扬，而树篱之后两只风筝游荡在天空中。画面中一切的东西皆处于“动”的状态，但整幅作品却给予观者“静”的意蕴。

这一幅作品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此后，在学院学习期间主攻工笔人物的她转而向写意画的领域探索，但是《风声》这一工笔作品所定下的基调却一直贯穿在她之后的创作之中——一个心平气和的，充满宁静之美的女性世界。94年前后创作的《笛声远处》《成长的年代》等作品即是何枫在表现上寻求突破的初步尝试，色块的渲染上相对大胆了很多，并开始追求一些随机发生的效果，线条也开始放松，但依然保持细腻的感觉。而《花与少女》等创作于98年的作品则表现了一种“破而后立”的态度：块面的运用占据了画面的主体，粗放的笔触承担了收敛形体的作用。这一转变之大简直令人乍舌，然而对于画家本身而言，是彻底地从过往的表现形式中“走”了出来。 

不管是否过犹不及，但至少何枫寻找到了个人突围的方向。再之后的作品，便很明显地具有清晰的连贯性和系列性——两次以“后岭南”为主题的展览，她的作品都不是争议的中心。但是横向比较当时参展的其他画家，再对比各自现在创作中的作品。这种清晰的创作思路是比较难能可贵地始终被贯彻着的。在自己确立的架构上，如同填字游戏一般，何枫始终以各种元素来调整和丰富画面的效果，水墨的韵味逐渐加重，而情感的加入赋予了表现对象更多不同的特质。在《生活·干杯》这一近期作品之中，画面上人物的穿插关系，微妙的气质区别，散发着成熟的大局观；而装饰性笔触的运用，墨块与线条的明快交融和趣味性的点缀、以及每一个人物嘴角边不尽相同的那一抹微笑，则让人觉得作者有着敏感而敏锐的发现能力，善于捕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猜想作者是否试图在描绘自己生活中身边熟悉的人物。

当我直接与何枫对话之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如果说有什么和猜想中的不同，就是这位温和而寡言的女画家笔下描绘的不是身边的熟悉的人物，而根本就是她自己。这种相似并不是造型概念上的相似，而是画家本身与作品之间的“同步率”高到了一个相当和谐的境界而给人的错觉。除了这一物理学名词我无法用再接近的词汇来描述她笔下人物与她的相似。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是在“凭借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感知，也凭借自己对表现材料的的极度偏爱，来营造对周围事物的一种真实的幻觉。”一个个安详内敛的女子，即是画家在生活中霎时的心灵感动和自我解析在纸面上的凝固。我没有过多地追问她在表现对象和审美趣味这一方面的想法。那些元素也许来自平和的生活，也许来自平和的性格。但是在艺术的“只可意会”的特性面前，注重逻辑性的文字显得过分苍白，无从归纳。我只是问她，你的工笔画的这么好，为什么后来却往写意画的方向发展呢？

何枫想了一下，笑了笑说。“我只是比较喜欢画画的时候那种不可预测的期待和惊喜。”

当代水墨画的创新和转型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回顾自85以来艺术家们在这方面的尝试，主流的做法依然是在传统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样式框架内作形式的变化。这是由于水墨材质的符号意义，它承载着太多的中国传统审美感受的信息。贸然地全盘使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立场、艺术手段进行改造，会严重地使水墨画的本有文化属性流失，至于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笔者之所以认为何枫的作品具有其典型性，是因为她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变革的过程上反映了大部分当代水墨画家的共同特点。而她的作品的独立性，则在于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岔路的局面，她始终保持着其作品的审美基调不变，以一个温和的切入点——女性视角，表达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主张。以其率真的笔墨，坚持塑造着艺术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强烈的内省和自我解析精神被深深包含在那一张张温润的脸孔之后。这一特性，作为当代艺术家在面临变革和外来冲击的个体反映案例，值得我们思考，并猜想画家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