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曦云

流露内在心理的动作、姿势、神情、语气等非常多，而且极其丰富和微妙，对感知觉和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人而言，所有的这些神情动势都是“泄密”的端口。而在目光如炬的心理分析师眼中，更是察微知巨。眼神，是深层心理意识最为昭彰，同时也是最难以掩盖的喷发点与泄密口。一个可以将自己眼神都成功遮蔽起来的人，是拥有极强自控力的人，也是伪装和防卫意识极强的人。但这种“战场”式的人格，对于人心所欲的自由、澄澈、无间、和谐而言，是欢欣还是悲哀？

作为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而且身处广东这个娱乐文化的高发地带，韩建宇没有主动趋就某些批评家和文化商所着力打造、包装的80一代艺术家的标准框架，这使他在实质上成为了一个不动声色的隐性异数。在后者们的文化描述中，无历史、无责任、无宏大视界、嬉戏等成为高发词，并用庸俗社会学、历史决定论、乃至生物还原论来对其进行规范，让这些名为“80一代性”，实为80症候的样态博取文化合法性。

其实，80一代的生存境况、文化背景和认知差异、价值取向等何其众多，甚至是绝对的、无法通约的差异。而且，既然是“青春”艺术，那么它的青涩与稚嫩甚至浅薄无知也暗含其中，一切都有待成长，并有多向发展的可能性。而这一切都有待继续锤炼，并被历史所过滤和拣选。过早的定性并将其抬到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是一种拔苗助长，往往会造成“伤仲永”的归宿。那么，所谓的80后等粗疏概念是虚饰性的，乃至文化机会主义式的。因为，它不是从广度的扩展、深度的掘进等方面来进行价值论的较量与角力，而是从面貌的殊异上来进行比较经济学的投注与博彩。不是对个体进行切实考量和分析，而是以虚假、粗暴的群体名义让分殊、鲜活的差异性削足适履、牵强就范、被动蛰伏。

韩建宇的近作所关注的，主要是国际视野中的各色政治明星。他选择的这些政治明星，又主要是动荡时局中的节点式人物（既有当下的，也有往昔的；既有得势者，也有厄运者）。他以来自日常大众化传媒中的形象为“摹本”（这些形象，其本质也是拟象，是经过各种文化话语的重重生产和再造，并不断延异的），力求呈现这些人物在身处不同境况时的精神肖像，并试图通过自己的个人理解和独有手法，对被传媒赋魅的这些典范式人物进行绘画祛魅。传媒中，关于这些政治人物的符号化、拟像化形象，不计其数，但大都经过权力话语网络的筛选和改写，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莫衷一是。韩建宇则试图做出他个人的判断和解释。他的个人立场和态度，首先体现在对“摹本”的选择上。他选择那些较少修饰和美化的图像，因为它们更为接近他自己所认为的真实状态。而且，他在用油画绘制这些图像时，在构图、色调、笔触方面都渗透了强烈的自我痕迹，在神情、 动势方面，则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微妙的加工，使他们的心理态势得到显征和还原。这些手法，是他在个人体悟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文化冲动而选择和生发的。而且，因其相对的深刻性以及对绘画本体特性的发挥，自然而然地区别于在当代画坛已经流行多年的符号拼贴式手法。

具体而言，首先，他选择了截取式构图，将这些人物的某部分加以放大至巨型。于是，在观者的视知觉补偿心理的作用下，这些在普罗大众心中遥不可及的大人物们，近距离地扑面而至，由惯于“凝视”民众换位为被民众“凝视”的对象，让观者可以细致缜密地对其进行审视与检阅。其次，他根据个人对这些政治人物的理解，用蕴含特定情绪感染力的色彩敷施于其面目上，让这些借用公共图像的作品具有更多的个人色彩和明确意涵。而这种个人的独到理解，仅凭一种“肤色”还是言不尽意的，于是，他在这些大人物们的面孔上进行泼洒流滴，发挥绘画这一媒介的本体优势，让这些富含伤痛、残破、溃烂、破败等复杂心理意味的绘画语言赋予这些政治人物以更为具体、明晰的定性，让他们在身处时代的风头浪尖，引起或遭遇风波迭起、政务纠结、局势突变……中的复杂心理态势（诸如迷惘落寞、焦虑疲惫、阴郁犹疑、诡秘阴森、警惕不安、强硬霸悍、得意忘形、顽固执守、哀伤苦楚、颓败低迷）逐一显征。但最具独创性的是，他将那显露深层心理意识的眼睛以流行文化的视觉修辞术来描绘。那些情绪色彩各不相同的眼睛，统统被以细润、光滑、可爱的手法来塑型，从而神秘感消失。这种基于平民主义立场的刻意调侃与嘲弄，使政治明星们相对于普通人的不同凡响的距离感进一步被消解，从而将他们从政治神学话语所筑就的高台上拉回到民众中来。

作为1980年代出生的年青艺术家，韩建宇的作品中透露出一定的文化视野与历史意识，并散发出一定程度的形而上色彩，这让他逐步向更加完满的个人化境界迈进。他平静地书写自己的感时忧怀，虽然因年龄原因而对社会、文化的认识难免有所局限，青涩与简单之处无法避免，但已经在稳健地渐入佳境。只有在立足于个体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与创作，才能在从众主义盛行的文化状况中脱颖而出，故而，我们期待他的生命体悟与认知进一步深化，因为，只有如此，艺术创作才能在内驱力的推动下一路攀升，而这一点，对所有艺术家而言都概莫能外